环境与能源工程

2013年，离岸市场人民币债券共计发行1106亿人民币，其中，香港的点心债发行规模达到936亿元，占离岸市场人民币债券总额85%，伦敦只发行了20亿元，仅仅占2%的比率（见表1）。

换言之，要么价从量要么量从价，两者必居其一。实际利息率的上升使可贷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实现了平衡。

截至2014年6月末, M2和人民币信贷余额分别同比增长14.7%和14.0%（新增信贷5.7 万亿元）。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以广义货币增长速度为中间目标，在90年代以后则以基准利率（美国是联邦基金利息率、日本是隔夜拆借利息率、欧洲是主再融资利息率）为中间目标。尽管各国最终目标不同，而且最终目标的数量也不同，但在中间目标的选择上则是非常接近——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话。中国当前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是否同实体经济虚拟化有关应该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在沃尔克时代，优惠贷款利息率水涨船高，最高曾超过18％。

这一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可以进一步讨论。第四，信贷规模控制和75％贷存比的风险监管指标。广场协议后，日本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稳定影响了市场预期，严重动摇了投资者信心，导致宏观经济形势恶化。

1990年，日本银行在全球前10大银行中占据7席，并垄断前6位。一是加强监管协调，探索适应银行综合化经营趋势的监管模式。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调整步伐加快，增速放缓，银行业增长也相应减速，不良资产出现上升趋势，人民币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单边升值后出现双边波动。日本的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大部分时间都在跟随财政政策的变化相应调整，而财政政策间接依赖银行的信用供给。

后果之一就是，由于资本充足水平较低，在开始实施巴塞尔协议时，日本银行业仓促应对，导致信贷急剧收缩。造成经济泡沫之后，日本银行业遭受不良贷款冲击，自顾不暇，愈发难以对陷入困境的企业施以援手，主银行与企业之间原来的强强联合关系最终变成了互相拖累。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国有企业、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收入分配、反腐败等各项事业都将进入改革深水区，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必将被进一步激发。二是资本市场风险无虞。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自身及子公司持股等方式，绕过监管限制，对住宅金融机构有非常大的控制力，住宅金融机构的股东名单几乎就是日本主要金融机构的名单。一方面，在美国的压力下签署广场协议，同时被迫接受巴塞尔协议，给银行业造成沉重压力。

内部原因：商业银行发展战略激进 第一，资产规模扩张过快引发信用风险。在中国，按揭贷款最高只提供七成，考虑到前期的偿还，平均可能不到五成，这样的比例有一定抵御房价下跌的空间。房地产市场也成为重要吸金场所，与股市同步膨胀，形成房地产泡沫。通过刺激总需求来保证经济增长是一种短期政策，只能保证一时的总量增长，但无助于结构改善，过度使用会扭曲要素价格，破坏市场自动调节机制，损害长期发展目标。

经营环境存在本质不同 首先，中国经济减速是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一方面，今昔国际监管环境大不相同。

经济步入低增长期后，实体经济资金需求放缓，双重利率结构使大型企业融资与储蓄并举的套利行为明显增加，企业投资重点从实体经济转向货币和资本市场，这种商业模式的转变也是资产泡沫膨胀的重要推手。但在这一过程中要吸取日本的教训，避免银企过度融合。

从基本面来看，日本股市的萎缩与泡沫破裂、经济下滑同步，而中国股市背后有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撑。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泡沫破灭，日本经济持续低迷，银行业随之衰落，国际竞争力大幅减弱。一是城镇化的继续推进将带动基础设施、道路、桥梁、住房的投资，而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其消费习惯和消费支出也会相应改变，释放出持久、长期的消费潜力。比如，应修改《商业银行法》，延长商业银行处置抵债资产的时间，并对资产证券化专项立法。日本银行业的衰落是宏观经济、监管环境、商业银行自身多方面原因导致的。受宽松货币政策、高储蓄率以及充裕流动性的推动，当时日本银行业资产规模快速扩张，贷款增速远超GDP增速。

从宏观经济环境看，现阶段中国银行业与广场协议后日本银行业面临类似环境，都面临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价格较高、货币保持单边升值等情况。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来自结构，而非总量，应重视供给管理，促进企业自主调结构，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银行信贷活动的直接干预，使银行业更加贴近市场、服务实体。

我国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应吸取日本的教训，协调推进利率市场化与汇率制度改革，不能舍一保一。二是在推进利率市场化基础上，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最终实现汇率根据市场变化双向波动。

再次，中国经济的泡沫风险较低。自股份制改革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长时间保持相对较低水平。

主银行关系是日本历史上形成的一种特殊银企关系，即企业以一家银行作为主要贷款行并接受其监督管理的银企结合制度。尽管我国的分业监管体系在实践上采取了灵活措施，适度放松了对金融混业的管制，但仍存在跨领域、跨行业交叉监管、空白监管和重复监管问题。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上证综指收于2115.98，仅略高于2007年最高点的三分之一。住宅金融机构的大量破产迅速把风险传递给银行，加剧了银行经营恶化。

以大量存款为基础，银行放贷和投资冲动强烈，引发资产快速扩张，同期日本银行业总资产从373万亿日元增至757万亿日元，年均复合增长12.5%，这相应带来了风险的扩张。从发展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较短，直接融资规模在社会融资规模中占比较小，十二五的目标值为15%。

同时为保护银行既得利益，小额存款利率依然被严格锁定在极低水平。因此有观点认为中国银行业有重蹈日本银行业覆辙的风险。

深化改革，协调推进利率市场化与汇率制度改革 广场协议后，日元急剧升值。当时，日本银行业有大量资金投入股市，股票投资收益在收入中占比较高，经营业绩受到很大影响。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不良资产处置立法相对滞后，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途径十分有限，应从立法上支持商业银行有效处置不良资产。日本银行业由大藏省监管，大藏省既要行使财政和税收职能，又要负责银行业监管，这导致监管机构和货币政策都缺乏独立性，产生了三大弊端：一是监管审慎性不够。商业银行传统的直接追偿、坏账核销、增发贷款稀释不良贷款率等方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良资产问题。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无论是日本的政治家们还是官僚们，都远没有对其经济、金融体制本身的优越性产生根本性的怀疑，由此坐失了改革良机。

由于过度担心日元升值带来的不良后果，日本央行在广场协议后不久立即采取了较强的宽松政策，一旦出现泡沫又马上紧缩货币。1988年，都市银行的收益有42%来自股市，第一劝业银行该比例曾高达60%。

进入专题： 银行业 金融 。1984～1990年，日本的银行年收益平均增长13%，但若剔除持有股票的收益，传统业务收益年均增速只有1%。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以房地产为核心的不良债权问题首先在住宅金融机构显现。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178%降至42%。